大数据反腐：两个库一撞，疑点就出来了

刘长春介绍，平台对全县四万多名党员和近1万名监察对象的基础信息进行了全方位收集，解决了日常监督像“大海捞针、盲人摸象”的尴尬局面，自2017年运行至今，平台通过数据碰撞对比，发现各类疑似问题线索9100条，涉及资金近2000万元，澧县纪委已责成相关单位清理核实各类违规问题3720条，立案查处334人，收缴违纪资金810万元，澄清不实线索932条。

“从程序设计和运算规则设置来看，只要相关录入数据真实、完整、及时，准确率是100%，不会出现误报的问题。”刘长春说，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他们反倒发现一些部门存在行政审批程序倒置、信息登记管理不规范、村（居）集体组织上报数据不及时（如去世人员信息）、闭门造车数据不真实等问题，于是专门开发了数据校验功能，对数据的及时性、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分析预警。

3. 阻力

难在打破数据壁垒

推广大数据反腐的过程中，公职人员最担心会泄露个人信息。

“当时要我们填很多信息，包括父母的、兄弟姐妹的，大家有些疑虑。”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一位处级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县领导那时不断做工作，保证数据采集后是在一个封闭系统内运行，不对外公开，公务员们才安下心来。

2016年任湖南某县纪委书记的吴冬（化名）接到任务后，带头登记个人信息，“如果领导干部都不带头，其他人更担心”。

吴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当时提出，要对负责信息采集和管理的工作人员进行保密教育，“把这个放在第一步，谁泄露谁负责，他们都签了保密责任书”。

比起采集公职人员个人信息，更难的是要求不同政府部门共享数据，第一个吃螃蟹的麻阳县就遇到过数据壁垒。

“车管是一套系统，保密、不联外网，税务又是一套系统，工商、房产都是单独一套系统。”李明表示，对于大数据反腐，公务员的工作好做，老百姓也欢迎，最难的其实是说服政府部门开放数据。

“他们说，数据本来是在内网封闭存储的，现在如果给你们（纪委），以后泄露算谁的呢？”李明说，不愿开放数据的政府部门一方面害怕追责，另一方面也有特权思想，觉得交出数据就是交出权力。

麻阳县纪委只好把各部门召集在一起开会，统一思想，说搞大数据反腐“让百姓明白，让干部清白”，对维护基层公职人员的形象有好处，而且纪委只是使用信息，并不负责信息登记和审批，没有影响职能部门的任何权力。

得到麻阳县委明确支持后，纪委“先礼后兵”，对经多次督促仍不愿开放数据的部门提出“不换思想就换人”。

“大数据反腐，需要各个部门基础数据库的支撑与配合。”刘长春称，据统计，全国各级政府部门掌握着三千多个数据库、80%的社会信息数据，但是相互连通的数据库不到30%，“一部分职能部门打着‘保密’的幌子推脱，实质上是不愿‘晒’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

“杜家毫书记批示以后，（大数据反腐）推行起来就更有依据了，基本打破了数据壁垒。”李明称，目前怀化13个区县已全部建立大数据反腐平台，数据全部导入市一级“互联网+监督”云计算中心。

4. 升级

瞄向“唐僧肉”

不仅是湖南，贵州、江西等省份一些县（区、市）也进行了大数据反腐的探索，焦点集中在民生资金领域。

2017年12月，沈阳纪监委找到方金云的团队，提出一个特别的需求：除了民生资金，他们还希望围绕政府投资项目进行大数据监督，焦点在招投标和政府采购。

（编辑：西安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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