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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鉴褚时健:站在“原罪”的十字路口,时代企业家命运沉浮启示录

发布时间:2019-03-20 06:31:13 所属栏目:站长百科 来源:投中网
导读:副标题#e# 导语:对褚时健的公开审判一度被称为“世纪审判”,它引发了一系列对国企领导薪酬制度改革的探讨。 褚时健的人生似乎出现了时间断层。 1996年12月,他在云南河口被控制,一个曾获得“十大改革风云人物”、“全国优秀企业家”等诸多荣誉的商界明星

据《中国企业家》报道,“红帽子”这种承包经营方式,虽然有助于打破计划管控的僵局,对当时的改革有所促进,但也带来了不少问题。比如,在承包经营中,通常是个人承包经营国家、集体的资产,但随后这些财产究竟属于国家还是个人,却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红帽子”企业的纠纷因此日渐增多。

1980年代,因为产权混乱,仅华北地区,就有200多个“红帽子”私营企业家被逮捕。他们为了摘帽,明晰产权,付出了大代价,甚至落下“侵吞国资”的罪名。

鲁冠球的万向节厂也深受“红帽子”之苦。随着公司规模不断扩大,产权不清晰、政企不分,和长期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让公司渐失活力。当时,鲁冠球面临两种选择:或让公司在各种管制中自生自灭,被同行业兼并;或对公司进行大胆的股权改革,尝试重生。他选择了后者。

鲁冠球虽然上学不多,但却是中国最早树立起产权意识的乡镇企业家之一。1983年,万向节厂实施了一项名为“还于民,还利于民”的改革,将公司的经营效益和全乡人民联系起来。

据《鲁冠球:40年不倒之谜》一书所描述,这一改革方案规定:公司所有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的50%为企业所有,50%为全乡(股东)所有,作为干股记到各人名下。为了成为股东,持干股者须以同等数量的现金参股。入股的现金随时可以退股,当现金股退出后,其干股也即收归企业所有。方案还规定,公司实行厂长负责制,任期3年,通过股东大会进行选举。此外,乡政府不参加企业利润分配,企业以销售额的20%的金额作为管理费上缴乡政府。

这可能是当时全国乡镇企业最早的产权改革之一。这项改革不仅基本解决了万向产权不明、政企不分的矛盾,还使其可以通过股权筹集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

在这一大背景下,为了进一步明晰产权,1988年,鲁冠球以1500万元——万向厂子当年半年产值,从宁围镇政府买断了万向节厂股权。随着镇政府淡出主管角色,公司有了更大的自主经营权和活力,可以更灵活地制定发展目标,这为此后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突破股权改制

跨入1990年代,产权改革运动更加声势浩大起来。

国营企业的“生死讨论”,是1991年中国经济领域的热点。此前一年,乡村集体企业实现的利润第一次超过国营企业,传统意义上的国营企业正在日渐激烈的市场环境中生存艰难:生产回升缓慢、效益下降、亏损翻番。

此时,国家开始重新思考国营企业的振兴战略,制度松绑、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期间,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发展才是硬道理”等几大理论。同年,中央决定对中小国营企业进行第一次产权改造,对于陷入困境或者处于市场边缘的国营资产进行分割、重组与出售。

在吴晓波看来,在经济体制逐渐市场化的过程,相比坐拥资源的老牌国营企业因为不得自由而苦恼,新创办的联想和万科、濒临破产的海尔、健力宝等公司,虽然也算是“国有”或“集体所有”,却因为不在政府部门的重点关注之列,意外地在一切都需要“计划”的时代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权,成了少数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

(编辑:西安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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