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的社会成本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垃圾分类是没有收益的，尤其是湿垃圾，往往要用塑料袋装着，扔的时候，要先把湿的部分倒进湿垃圾桶，再把塑料袋扔到干垃圾箱里，这个过程中，很难避免手被弄脏。他们的动力主要来自两块：1，道德上的快感与自我约束；2，对惩罚的恐惧，遵守规则以避免惩罚。假设宣传和教育得当，居民素质提高，相信居民中的大多数对垃圾分类会有比较强的认同感，愿意主动分类，但全国多个城市已经执行垃圾分类多年，为什么会效果甚微？

社会治理的难点就在于，大多数人的极少数时刻会有不遵守规则的冲动，也会有少数人一直漠视规则，拒绝执行。一旦当少数人或少数违反规则，就会让遵守规则的人感受到不公平，进而让整个政策崩塌。这种现象在“闯红灯”、“随地扔垃圾”等领域非常明显。上海用了二十年时间，城区基本达到了垃圾不落地，这个成绩靠的是遍地随处可见的垃圾桶，大幅提高了人们扔垃圾的便利性，再加上环卫工人的高度紧张。目前绝大多数城市，垃圾不落地都没有治理好，可见依靠道德快感的自觉是没办法解决垃圾分类的问题。

所以，在上海的实践中，家庭端垃圾分类的动力主要源自避免惩罚。这意味着家庭扔垃圾的过程，必须要有人盯着，扔错了惩罚，以倒逼家庭必须遵守分类的规则，有限的人手和经费预算，必然要求撤桶并点和定时投放，原有每个楼下两个桶，变成十几个楼共享四个桶，并且只有两个时段可以投放，成本约束倒推出居民丧失扔垃圾的自由。部分媒体梳理了国际垃圾分类国家的实践经验，垃圾分的越细，扔垃圾的时间就越受限，这是逼不得己的办法。显然，政府部门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自觉并不可靠，外部的监督最重要，上海市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主任陆月星提出，“定时定点的大方向不能改变，我们要在社会动员中让全体市民对垃圾分类形成特定的意识和习惯”。

除了小区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对居民的监督和投放垃圾的限制，小区之间的垃圾清运也对小区进行了限制，上海提出小区垃圾“不分类、不清运”，拒不改正的移送城管处罚。这意味着少数家庭不分类，如果小区监督不到位，小区整体将会被惩罚（不清运），几乎等同于连坐的机制。

由于社会中总是存在个别不遵守规则的人，为了避免他们乱扔垃圾，设计了监督和执行机制，使得全社会所有人一起承担被监督的成本，其中大多数是遵守规则的人，这个制度设计的逻辑就存在问题。

按这个逻辑推演下来，靠近居民区的马路边垃圾筒，会逐步地被撤桶，因为居民小区定时定点不能满足他们的垃圾投放，马路边上没有垃圾筒了，那么城市的垃圾不落地应该如何做？既然老百姓没办法自觉，就只能多布监控探头、多搞人脸识别。媒体报道，上海市多个区县的居委会干部都提及，将在垃圾厢房安装摄像头进行取证。

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个政策的逻辑，可以看到，上海的垃圾分类政策，形成了简单的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你监督、我执行，并不是基于居民的一致同意的产物。也就是说，上级政府必须不断的投入监督的人力物力才能维系这个体系，财新的报道中援引的观点验证了这一点，上海静安区的某咨询公司人士认为“基本的监督机制是必须长期存在的，否则很容易发生倒退，即便普遍养成分类习惯后也不能停止”。这个体系和此前拾荒者为分类主体的机制完全不同，后者是一个自运行的体系，用不着外部的压力就可以运作良好。

（编辑：西安站长网）

【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网络，其相关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若无意侵犯到您的权利，请及时与联系站长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