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平台需要拥抱“公共精神”

第三，虚拟替代真实世界的交互，这也是一个全球都正在面临的新现象。无论是在线买买买、还是虚拟交流，我们更容易在线上获得满足，而代价则是在真实世界人与人互动的机会大大减少。甚至有专家担心，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会不会正在退化，逐渐失去人与人交互的能力。社交媒体让很多人对现实的世界有了隔膜，甚至恐惧，也让很多人不再理解真实世界里人如何交往。宅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话题，美国有三分之一30岁以上的年轻人还跟父母住在一起，就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种新的圈层化。

互联网巨头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威胁则是公民有可能被矮化成为了消费者。在西方世界，这种矮化正在发生。商品与服务的市场营销和政治的营销变得越来越互通。每一次大选，都是移动互联网工具升级换代的机会。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帮助特朗普的剑桥分析 （CambridgeAnalytica），它利用从脸书获取的海量数据，可以向特定人群发布定制化信息。

商业的营销是推销商品，而政治的营销则是推销政客。找到潜力消费者和在政治上动摇人群的方法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但是其影响却是深远的。一方面，政治会变成一项极客运动，和电游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丧失了其根本的严肃性与公共属性；另一方面，公民被矮化成为消费者，他们参与公共讨论的能力被削弱，他们对政客的信任也被大大侵蚀。

消费者取代了公民的角色，成为可以被影响的小卒子。公共讨论被精准的市场营销所取代，这是最可怕的。社交媒体已成为议程设置者的精准工具，人人都可以利用。

不能忽略平台经济的“公共属性”，未来巨头需要在平台的发展和平台的公共属性之间找到平衡，因为无论是消费者还是政府，都不可能坐视平台不受任何监管地做大。

如何解局

巨头会不会正在经历20年来又一次“希望——狂妄——衰亡”的循环？希望是创业之初满怀理想的状态，狂妄却是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的不切实际与脱离实际，衰亡则是泡沫破裂与强化监管之后的一地鸡毛。

互联网发展的历史表明，依赖技术本身是无法解决科技对商业、社会和公民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但是当下的全球互联网巨头既然富可敌国，如果能开始拥抱“公共精神”，就可能解局。尤其当平台日益成为数字经济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之后,仅仅拥有利益驱动是不够的，平台需要有公共精神。

这种公共精神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要致力于未来创新和突破性的研发，而不是仅仅加固自己的竞争实力与未来盈利能力的研发。这种公共精神其实在五十年前的美国就曾经有过，当年无论是IBM、AT&T还是施乐，都是各自领域内的垄断者，但是他们与社会有一种不成文的默契，会拿出自己的资源，投入到致力于未来的长期的研发。无论是施乐在硅谷PaloAlto的实验室 （PARC） ，还是贝尔实验室，都是过去五十年主要创新的发源地，影响深远。

其次，要致力于发掘解决问题的新思维和新创意，而不是简单地提升解决现有问题的效率，这也是平台和大数据面临的挑战。巨头能够把现有的工作更有效更快捷地完成，但是并不一定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比如无论是优步还是滴滴，都能更高效解决出行的匹配问题，但是却还没有很好地去解决大城市拥堵的问题。

（编辑：西安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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