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煜阐述：《论中国的技术问题》

　　首先，我们可以从神话以及宇宙论的解度来切入。如果斯蒂格勒说技术的来源 是普罗米修斯，那是因为他是在欧洲的学术源流里这样论述的，但如果我们跟着说中国的技术起源是普罗米修斯那就好笑了。哲学的思考无法脱离神话，斯蒂格勒之 所以能发展出哲学理论，是因为他将神话变成了他思考当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在1795年的德国流传下来一篇文章，题为《德国观念论最古老的体系纲领》，作 者不详，据说是谢林、黑格尔和荷尔德林，或是这三名同学的其中一员，这是作者(们)有见于形而上学终结提出的哲学的发展方法，文章结尾说神话要有哲学性， 而哲学要成为神话 (die Mythologie mu? philosophisch werden...und die Philosophie mu? mythologisch werden)。1795年，自然科学在欧洲开始变成一个系统，这时他们提出了再神话化，这是他们对所处时代的回应，也是对古希腊文化的延续，他们也回到 了悲剧(das Tragische)。所以，神话跟哲学思考和文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如果要出中国的技术思想来回应当前的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地处理我之前提到的三种知识 型的转变以及道德宇宙论如何与技术发展重新结合，康有为他们很勉强地将中国的道德宇宙论以及西方的物理学等同，譬如说将以太和“仁”等同，这是非常错误 的，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寻找等同(equivalence)的做法。

　　那么我们必须 以另一种方式来提出问题，也就是说不先求等同进而吸纳，而是我们先从绝对的不同，比如说宇宙论和器道思想出发来找出路，重新将感知性纳入进来?其实， “道”也就是sensibility的学问。与康德不同，新儒家的牟宗三认为在中国哲学当中，人是有智的直觉的，他的感知性是超越现象的。牟宗三所说的 “无限心”就是感知性的问题，只有无限心的感知，才能进入“物自身”。牟宗三从而发展出所谓 “良知自我坎陷”来展示无限心与认识心的转换的可能，从而证明中国也可以发展出技术，但这仍然站在观念主义者的立场上。当前中国已经发展出技术来了。所以 我想要处理的不是这个问题， 而是在“中国也可以”的基础上思考技术本身的问题，即摆脱观念主义的束缚，将技术问题纳入到我们的体系中来。

　　一 个是从它的内里来改变它，因为当下技术的发展是一个巨型技术系统，特别是大数据、智能城市、智能手机形成的大型技术系统，我们要从认识论的角度思考怎样从 内部改变它，我和斯蒂格勒合作了很多年，一直都在研究就是这些问题。第二个是从外部，这是我所说新的宇宙技术(cosmotechnics)的框架，宇宙 技术的翻译也是一个问题，拉图尔笑我说这两个字kosmos 和 technē都是希腊文，但如果我说“天人技术”又只局限在中国了，这是全球化下语言的局限，我想强调的是不止在中国，其他非欧洲文化也应该思考宇宙技术 的问题。宇宙技术的基本定义是通过技术活动来统一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我提出宇宙技术是要克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技术概念的局限，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归纳，在 二十世纪西方技术哲学里有两个主要的认识，这也是海德格尔一九五三年的《论技术问题》(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所留下来的，首先是古希腊人所说的τ?χνη，它的本质是有诗意地带到跟前，海德格尔用了希腊文的poiesis和德文的 Hervorbringen来描述这个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里的动力因(causa efficiens)。其次就是在欧洲现代时期出现的科技(moderne Technik)，它的本质已不再是古希腊意义上那样的，而是所谓的座架(Gestell)，也就是说所有的存在都被视为可支配的资源。但这两个概念并没 有办法解释古代中国的、印度的、南美部落的技术。所以我发展出cosmotechnics这个概念来包容不同的技术，同时将宇宙论和技术重新结合，也就是 说技术的发展总与它所处的文化的宇宙论紧密相关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宇宙论的存在模式就是宇宙技术。在西方，宇宙论已经变成天文学或者天体物理学了，本来是 背景(ground)的，现在完全地技术化、数学化了，人类纪标志的正是这种宇宙论和形而上学(海德格尔认为尼采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的终结，所以我认 为要响应人类纪必须要回到多样的宇宙技术，这必然要重新启动传统以及其宇宙论。我也尝试指出海德格尔对三位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阿那 克西曼德)的阅读，也是由回到一种宇宙技术，找到另一个开始(anderer Anfang)。

（编辑：西安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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