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晔然：大数据人群聚集实时监测技术如何用于英国抗疫

清华大学孟天广副教授发表了题为“数字技术与公共危机治理”的主题演讲。孟天广从数字时代与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指出，第四次科技革命带来了人类社会的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进而对国家治理体系产生影响。数字时代的到来，使数据作为资产的地位提高，政府逐渐将数据应用到治理领域。

孟天广提出了技术赋能是否会更新国家能力的基本维度的问题，并认为数字化政府推动了国家能力的演进。孟天广认为，数字技术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有四个基本路径，一是开放政府，二是智慧治理，三是回应政府，四是濡化社会。

孟天广阐明了数字技术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关系，指出过去关于公共危机治理有行政机制和社群机制两种路径，但二者无法协同。他建议引入信息机制，使得上述两种机制可以形成良好沟通，以形成用信息连接各治理主体的动态治理系统。孟天广认为，大数据是危机治理最有价值的“基础设施”。他以数字化抗疫为例，提出了信息治理的五个机制优势，分别是：速度快、覆盖面广、协同紧密、交互性强以及价值高。

孟天广结合危机发生前的预警、危机发生时的监管与服务、危机发生后的恢复与次生风险监测等案例，探究了大数据在公共危机治理的应用及其效能评估问题。最后，孟天广聚焦大数据治理的隐私保护问题，进行了反思。

他介绍了自己关于公共危机治理中隐私保护的实证研究，探究在危机状态下，当公共部门使用公民的隐私数据进行社会监管时，公民对政府的反应和对该问题的容忍情况。研究发现，当存在信息泄露风险时，公民会降低公共部门使用其隐私数据的意愿。相较于个人信息，公民更注重社交信息的保护。

浙江大学的吴超博士发表了题为“关于健康码的三个问题”的主题演讲。吴超对健康码进行了数据化描述，即y=f（x），x是指个人数据（以个人轨迹数据为主），f是指判断规则，y是指结果的红黄绿码。他认为健康码的推行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互通，二是假阴性，三是隐私保护。

首先是互通性问题，吴超认为各地、各平台的规则和标准不同，信息化基础不同，会造成健康码的结果差异，难以形成统一或者互通互认的健康码。另外，他还指出健康码在我国运行较好的原因是我国整个疫情是向好的，绿码较少出现问题。

但是，如果把健康码应用到美国、欧洲，互通的问题就会暴露得更加明显。吴超认为，如果要在公共卫生危机当中发挥健康码的统一作用，应该首先要做到数据互通，或者数据的标准和规则能够互通。

其次是假阴性问题。吴超指出，健康码识别的规则精度有限，难以应对模糊性。在疫情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假阴性的患者，即在确诊前健康码显示为绿码。为了验证假阴性的情况对整体健康码识别模型的影响，吴超基于疫情传染的经典SIR模型做了拟合预测，发现即使假阴性情况较少，也会对疫情传播过程造成很大影响。

第三是隐私保护问题。吴超认为，健康码收集的数据本身敏感性较高，而且这些数据是以中心化的方式进行处理，这都会造成隐私信息泄露的问题。他提出隐私和效用不是完全的对立面，可以通过技术提升，使大数据分析在不侵害隐私的情况下也能够发挥效用。他介绍了自己的最新研究，通过去中心化、分布式建模的方法，解决健康码出现的隐私保护缺口问题。

（编辑：西安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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