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建议对996工作制进行监管，保护劳动者

文/Once

近期，“996”“007”超时加班、职场人“过劳”等问题引起社会热议。

所谓“996”工作制是指劳动者每天早9点到岗，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且没有补贴或者加班费。这种工作制度代表了中国互联网企业盛行的加班文化。

但加班的不仅是互联网人，国内有不少企业单位都在进行着“996”的工作生活。调查显示，国内近九成的职场人都难逃加班命运，其中，45.5%的职场人每周加班两到三天，更有24.7%的人几乎每天在加班。

广受诟病的“996”工作制为什么会大行其道？政策和法律是否应该对其加以规制？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疑惑。

“这种工作制度是已经违反我国劳动法的‘延长法定工作时间’的制度，其实是被完全禁止的。”全国政协委员李国华表示，较之加班现象的广泛性，其在某些行业普遍制度化和严重超时化，是最为人诟病、最具危害性的，应当引起足够关注。

李国华调研发现，从2019年到2021年，“996”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演愈烈。“有的公司要求员工每月工作380小时以上，甚至远远高出996的每月300小时工作时间。现在在短视频、在线教育、出行、电商等领域，部分互联网企业，又开始推行‘大小周’工作制。”

“‘996’愈演愈烈有多重因素。”李国华分析指出，当前我国996问题处于企业失控、监管失序、工会失灵的状态。

虽然“996”显然违法，却鲜见这些企业得到处罚，劳动监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劳动者维权困难；一些企业明目张胆地在规章制度中规定，执行996、大小周工时，工会面对企业的不敢谈、不愿谈，集体合同内容形同虚设，导致本应发挥作用的环节失灵；作为高科技企业没有通过技术创新创造价值，而是通过压榨员工降低成本谋求利益，不仅剥夺了员工的休息时间，也剥夺了整个社会的时间，对整体社会利益都将造成损失；在“996”被谴责后，资本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扭曲正常价值观。

“‘996’既违反劳动法，更背离奋斗精神，其社会危害性不可小看。”李国华建议要从讲政治的高度重视对“996”、大小周问题的监管，保护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权，保障职工合理的工作时间。

【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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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留守儿童”：大厂员工的下一代

作者：李健华

编辑：周哲浩

出品：远川研究所泛财经组

豆瓣上有一个名叫《所以996的人有孩子了怎么办》的帖子，一位网友描述了自己在国内一家互联网大厂亲眼目睹的情况：身为员工的父母在傍晚五六点钟去楼下广场，老人会带孩子过来，父母和孩子见上一面说说话，然后老人带孩子回家吃饭写作业，父母继续回工位搬砖到半夜。

腾讯新闻之前也拍过一部名叫《破局中的职场人》的纪录片，片中在互联网公司当主管的张婷经常加班到12点半，从望京开车回到数十公里外的家。1点多到家时女儿已经入睡。第二天6店，自己又要爬起床上班。她说自己最大的愿望是“没有工作，好好地陪孩子一天[1]”。

张婷的问题，一定程度反映当下互联网大厂员工父母的情况。对上一辈父母来说，18点到21点的大多是每天全家人其乐融融的时间。但在一线城市，新闻联播开始的时候往往也是大厂员工加班的开始。尤其是在互联网双职工家庭看来，陪伴孩子更成了一种奢侈。

“留守儿童”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在2002年，《光明日报》在春节后刊发《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亟待解决》的报道，这个千万群体才开始得到社会主流关注——他们与在沿海城市打工的父母分居两地，只有在一年一度的春节才见上一面。

彼时中国刚刚入市，大规模的城镇化与产业转移开始吸收中西部劳动力，人口的大范围流动创造了“留守儿童”的问题。作为互联网职工的父母，他们现在同样跟当年的务工者如出一辙。前者的孩子虽然在大城市由老人或保姆照顾，但父母忙碌于工作，孩子几乎得不到陪伴，“互联网留守儿童”的苗头随之出现。

在“让孩子赢在起跑线”还没有成为口号的计划经济时期，带娃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一方面，孩子基本处于放养状态。另一方面，国企提供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的服务。一些大型国企在厂区内设立幼儿园，解决就业的同时也把带娃问题一并解决了。

出手最阔绰的中石化甚至包揽了人一生。在对下属企业涉足的社会职能范围进行统计后，中石化得出结论：一个人一生的社会过程，“从医院、幼儿园、学校、就业到火葬场，中石化全都有[4]”。

1980年代，在国企开办的托儿所孩子

这种局面随着1990年代“国企不再办社会”而发生变化。就托儿所而言，2000年，国家、集体办托儿所还有8万多所，五年后减少了70%。到2010年，这样的托儿所基本消失了。

与此同时，职场的工作时间不断增加。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市场化的托儿市场，自然十分庞杂。如果想要把孩子送进私立双语类托儿机构，一个月的费用可能上万。

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2018年了说了一句，“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年轻人不爱生孩子”。在他眼里，幼儿看护困难是中国人生育痛苦指数之一：托儿所缺失、保姆的高成本以及老人缺乏经理照顾孩子，是年轻人不生孩子的重要顾虑。

携程曾用建设亲子园的方式效仿当初的国企办社会。按照设想，每天早上8点半，到携程上班的员工可以将孩子送到这家面向1.5-3岁幼儿，投资400万，占地800平米，地暖、新风系统以及儿童洗手间一应俱全的亲子园，下午6点半接孩子回家。但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

近年来关于“请老人来带孩子要不要给钱”的讨论则凸显了代际之间的矛盾。另外，老人自身的身心状态同样值得注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这样的随迁老人近1800万，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

30年前，李安用《推手》讲了一个老人从北京到美国，因为文化差异非但没有享受生活反而经历了种种无措的故事。现在，类似的剧情在中国的乡镇和城市间不断上演——老人在带娃之外可能没有其他生活和朋友，只能通过广场舞排解。“老漂族”一词应运而生。

面对996的工作和生活，就连红衣教主、360集团董事长周鸿祎都只能在媒体见面会上无奈地表示：“在座哪位能够真正做到快乐工作，平衡好家庭和工作关系，我就叫他一声大爷！”

实际上，带娃问题早就是世界性难题。虽然大家都知道用钱能解决一切，但是答题的时候，在怎没用钱、用多少钱的问题上，还是有不同的思路。

“留守儿童”很可能并非只是中国遇到的问题。

2015年，《纽约时报》就用一篇《硅谷工作狂文化盛行，为人父母者叫苦》描绘过工作和生活不可兼得的问题。文中援引了数据库公司MongoDB前CEO的席雷森的例子。他忙的时候，每年飞行30万英里，还缺席了儿子的一次紧急手术。后来他因为选择辞职陪伴家人而被社畜们看作英雄。

不是每个人都有裸辞陪孩子的条件。没有老人帮忙照看孩子风俗的美国，一度近乎走上中国的老路，上演由政策主导的带娃，只是因为法案被叫停，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

1971年，国会两党联合投票通过了《全面儿童发展法案》（Comprehensive Child Development Act），该法案旨在全美创立一个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的儿童保育中心系统。这些中心为小童提供早期教育，并且为大童提供课后托管，同时也提供医疗和牙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