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建议对996工作制进行监管，保护劳动者

这番话体现的是美国重视个人和市场的逻辑，而这种逻辑也为日后日托中心市场的两极分化埋下了伏笔。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斯图尔特·弗里德曼说：“当我们对比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儿童保育方面所开展的工作，就会感到些许的尴尬和伤心，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人的个人主义文化。大家都认为要自己靠自己。”

1981年，总统里根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后果是中产阶级30多年收入一直停滞不前。为保持生活水准，美国母亲开始走出社会工作。同时，美国对提供儿童保育服务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80年代后美国最大的变化是，女性开始走向工作岗位。这里面有平权运动的结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女性需要工作来补贴家庭开支。1966年，全美国只有20%的母亲在外工作，到了90年代末，这个比例上升到了60%。其中孩子不满6岁的母亲在外工作的比例从12%上升到了55%。

在政策和职场母亲激增情况下，日托中心横空出世。

这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行业。美国首都华盛顿日托中心，2016年平均年花费达到2.3万美元，价格甚至高过一些大学的学费。没钱的父母则只能把孩子送去由政府提供的综合条件较差公立幼儿园或者日托。

电影《当幸福来敲门》开头，威尔·史密斯饰演的男主角Chris因为没钱，只能把儿子寄养到价格便宜的唐人街托儿所“朱太日托”。在充满污言秽语的涂鸦墙上，“幸福”的英文“Happiness”都写错成了“Happyness”（电影的英文标题延用了错误的拼法倒成为了影迷的梗）。

威尔·史密斯在电影里纠正拼写

英国的托儿以公办和私立为主，贵起来同样不遑多让。2014年，英国家庭和儿童基金会（Familyand Childcare Trust's）的年度报告说，许多英国家长每年为照看孩子付出的钱，要比一年的房屋贷款还多。报告中列举的情况略为特殊，但多少也体现了育儿的精贵。

英国政府已经把每年用于托儿费的补贴从60亿英镑增加到了70亿，尽管如此还是没有能赶上托儿费价格的飞涨。报告说，如果一个家庭有一个孩子在非全日制托儿所，还有一个孩子在课后活动班，该家庭每年为他们所付的费用平均为7549英镑。而根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英国家庭每年所付的房屋贷款平均为7207英镑。

法国算得上是政策指导日托的翘楚了。在家庭津贴上，有越多抚养子女，领的钱就越多，四个或四个以上孩子的家庭每个月的补贴为467.24欧元（约合人民币3695元）。2011年，法国政府在鼓励生育方面的相关财政支出达830亿欧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

在法语里，托儿所是Crèche，最早的意思是“耶稣诞生的场景”。与他国相比，法国的托儿所也如名字般更加神圣和规范，它们一般集中在大城市，可以由市镇府、大区政府、家庭补助金库CAF、某个协会、职工工会等领导。

2012年，法国400多家大企业签署《公司父母雇员章程》，覆盖全国300万员工，旨在让职场父母有时间照顾孩子。6年后，法国推出放宽远程工作规定，劳工部长佩尼科更宣称，“职工在家办公是一项权利”。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让家长可以工作和带娃双线操作。

国情的不同导致了中国只能参考海外情况，不能照抄。而摆在中国面前更实际的问题是，面对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留守儿童”，能够做些什么。

1986年初，国家科委做了一个课题，研究在中国缩短工时的可能性。他们在全国圈定了几个主要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南京、长春等，在当地委托大学或研究机构做调研，涉及299个大中型工业企业和223个商业企业。

当时中国还是每周单休制度，课题组发现大部分单位的有效工时只有制度工时的40%到60%。也就是说一周48小时工作时间，有近20小时都在摸鱼。

在调查问卷里，课题组设计了一个问题：在“增加一天工资”和“不增加工资，增加一天休息”中，你选哪一个？课题组觉得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大多数人肯定会选择“增加一天工资”，但结果是，80%的人选择了“增加一天休息”。

如今我们更多看得见的是互联公司员工如何被工作狂虐，但忽略了这批互联网公司职工的下一代孩子，他们的童年时代缺乏父母陪伴，长大后会对他们个人以及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一个可以参考的先例群体是农村的“留守儿童”，我们已经听过太多关于他们不幸的故事。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说“互联网留守儿童”是新一代的“留守儿童”，并非危言耸听。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互联网行业也只是城市众多行业中一个被媒体放大的行业，金融、广告媒体、医生等同样要996高强度工作的职业父母的孩子，面对的是同样困境。

用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吉尔博特的话来说：“十年后，你不会因为少做了一个项目而遗憾，但你会因为没有多陪孩子一个小时而遗憾”。

回到上文中国家科委的研究课题，时任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室副主任武欣曾提到，要说服决策者，报告需要一个更亮眼的点。他在后来的报告中提到，五天工作制的最大亮点在于：缩短工时，客观上能调整社会的劳动总投入，增加人们的闲暇时间，直接刺激消费[7]。

在离开国家科委之前，武欣曾研究过把工作日缩短到四天的可能性，但无疾而终。

参考资料：

[1]回响·破局中的职场人，腾讯新闻，BMW

[2]透视城市留守，中国青年报

[3]被压榨的一代，艾丽莎·奎特

[4]国企不再“办社会”社会服务职能谁来接？，中国经济周刊

[5]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美国学前教育，光明日报

[6]托儿所的“生”与“死”，澎湃新闻

[7]中国人是怎么过上双休日的，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