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工人”示威996 会重蹈“血汗工厂”覆辙吗？

沈嘉发现自去年下半年，一些大公司进行了人才盘点，一些管理层岗位的招聘暂停或搁置部分项目并优化人员配置，“反映到这些大公司的项目中，往往是非商业化变现的岗位，如工程开发业务的招聘指标开始减少了，这一波岗位以实现功能为主，跟项目执行有较大关联”。

根据投中 CVsource 数据显示，进入 2018 年以来，中国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募资规模已经出现大幅回落。而互联网行业的招聘职位数从去年就出现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回过头来看，当初很多项目立项比较仓促，很多投资也比较盲目，有些业务目标本身需要 2 年完成，或许是企业很快拿到了融资，便要求项目提前到半年实现，即靠“大力出奇迹”的设置前置性地招募了大批员工，然后提倡“996”狼性与奋斗，沈嘉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在沈嘉看来，野蛮成长阶段而前置招聘造成的一些泡沫，在整个互联网大环境下行情况下面临重新调整，所以那些当初因公司乐观扩张而招募的人才处境比较尴尬。

这种剧烈的环境变化被认为是这一轮反对 996 情绪的重要背景之一。

“当产业回归理性，岗位供给市场不支持人选找到与原来薪资更优厚的工作时，雇员开始伸张劳动权益。而先前行业整体乐观，投融资市场交易频繁、企业家和劳动者对未来公司的增长有较强憧憬阶段，人选即便被要求“996”也很少出现有群体性伸张”，沈嘉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科技“工人”

林捷公司中无人机飞控软件的需要程序员来写代码，“代码每小时写多少基本上是被精确量化的，工作量是死的，所以必须用时间来提高产量”，林捷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这一工作经历与田庆的父辈们曾经的经历颇为类似。

4 月 17 日周三上午，位于广州一家电子加工厂的员工宿舍内，田庆像往常一样在宿舍和同事一起打游戏、刷视频。他是 95 后，从初中毕业后就进入这里做了一名工人，因为工厂实行轮班制，他将在当日下午 2 点进工厂，通常情况下在 11 点下班。

田庆的父亲也曾在 2004 年下广州做工人，他常听父亲说起，“那个时候不分白天黑夜，无时无刻，工厂里人都是乌泱泱的一片，在机位上，除了吃饭，一坐十几个小时很常见”。

像田庆父亲一辈一线技工这样高强度、高紧张的工作生涯，是伴随着中国制造业高速发展而存在的，在过去三十年中，深圳、广州一带，主要靠出口加工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人口正在形成一种红利。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向记者展示了一份他于 2009 年做的深圳市在业劳动力者的劳动强度调查报告，以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该报告显示，2005 年深圳市劳动人口中，在 15-64 岁人口中，有 63.4% 的男性与 54.4% 的女性工作时间超过 40 小时/周。

王广州回忆，十几年前，在东南沿海的制造业企业，社会关于其加班的争议也同样备受瞩目。

直到 2010 年深圳富士康集团在一年中发生了 11 宗员工跳楼事件，造成 9 个死亡 2 个重伤之时，这些制造业雇佣关系、管理机制中留藏已久的矛盾，才成为境内外舆论所广泛关注和探讨的话题。

4 月 17 日，美国政府官员 ScottWalker 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对于 996 的感受是，相较于过去的蓝领工人，这种现象更多出现在互联网、法律、银行、金融等行业。

（编辑：西安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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