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后厂村：30万互联网人跳不出的中国硅谷

滴滴是后厂村唯一除了出租车，9点后也能报销快车的互联网大厂。从8点半开始，楼下的快车司机停止了接单，他们都等着9点分到远程单。但如果在9点过1分时叫车，滴滴的程序员张晨露说，你大概率要排一小时的队。

后厂村会永远堵下去吗?谁也不清楚答案。人们只知道去年平安夜，快手入驻了，当晚的堵车高峰从8点半延长到了10点。几个月前，绿化带被刨掉一半划为车道，陈雨彤对这个变化的感受是“原来堵5分钟，现在堵4分钟”。而这个春天，腾讯的员工正在陆续迁入。

人被逼急了，什么点子都能想出来。百度的韩小琪有天晚上下班打不到车，灵机一动点了份外卖，搭着外卖小哥的电动车回了家。她把这事当作段子发到公司内网，同事说这办法太好了，下次我也用。

新浪的徐林不愿想这些取巧的捷径，他选择步行回家。楼下的出租车不拉近单，上完8小时夜班后，晚上12点，他走50分钟回到4公里外的家。不看红灯的大货车轰隆隆开过，树丛里窜出的野狗冲他狂叫。为了少一点儿孤零零的感觉，他总是一出大楼就戴上耳机，日文歌和郭德纲的相声交替播放。

徐林走在回家路上时，网易大楼里，张雯还在加班。她抽空刷了一下朋友圈，看到做金融的北大同学也在加班，步行到三里屯酒吧喝了一杯当作调剂。张雯想想自己刚去楼下小卖部买了一瓶椰子水，忍不住自嘲，这就是差距。

凌晨1点，徐林到家了，还没睡的赵凯给他开门。但对于紧闭房门的另一位室友，他俩谁也说不上来是个怎样的人。徐林喊不对他的名字，而赵凯搞不清他究竟在哪儿上班。刚搬来时他说过，但是赵凯忘了。“过去一段时间了，就不太好再去问你在哪儿工作这种问题。”

多数时候，他们闷在各自的小卧室里。灰尘从赵凯房间的窗户飞进来，刚来的时候，他隔几天就拿一块抹布趴在地上擦，如今没这个精力了。

徐林半年前发现床歪了，左边低右边高。或许是床下弹簧出了问题，但他懒得修，想起来就累。他在床左边垫了三个枕头，免得滑下去。这样固然不那么舒服，但他也无所谓，因为累到几分钟就睡着了。

❸苦是阶段性的

过着这样缺乏品质的生活，为什么不离开后厂村?从山东淄博来到北京的赵凯说，大概是因为原本对生活要求就不高。工作一年后买下2000块的switch，他已经很满足了。花几万块钱买一个东西，这种事他没想过。他的同事杨振中买衣服首先考虑性价比，“超过三位数我就得think think了。”

这不只是直男程序员的心态，后厂村的女孩们很多也这样。林晓冉戴着59块的粉红色吊坠项链，衣柜里挂着29块的黑色纱裙和80块的格纹西装外套，都是在淘宝上买的。衣服单价不超过100块的消费习惯在后厂村很普遍，简单来讲，穿得差一点儿不会痛苦，因为大家都很朴素;穿得好一点儿也不会开心，因为“没人在乎你穿了什么”。

后厂村的普遍观念是，未来比当下更重要。会为现在的生活质量感到困扰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往往是“趁年轻先拼几年”或者“苦是阶段性的”。

（编辑：西安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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